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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家書

時間:2016-11-02  來源:  作者:孫萌萌
       1948年,解放戰爭的硝煙已蔓延到華北平原。由于對共産黨、解放軍不了解,不少台胞紛紛遷回台灣。梁永祿將妻子、兒女送回台灣後,獨自返回北平。在這一年中,獨居的梁永祿爲孩子們殷殷地籌謀,願意爲他們的安全付出思念的代價,而當時只有14歲的梁月心,則無時無刻不在期盼著團圓。

近日,老台胞梁月心與我們分享了她少女時代與父親的家書。她帶著淡淡的怅惘與我們回憶起1948年,那一年,父親挈婦將雛回到台北,卻因生活所迫獨自北返。作爲家裏的長女,離開爸爸的梁月心像個小大人一樣幫著母親照顧一家4口的日常,然後把少女最細密的心事化作一封封信箋,寄給了遠在北平的父親。

                    回家?离家?

1948年中,由于對共産黨、對解放軍尚不了解,身在北平的不少人都開始擔憂戰爭何時到來。有門路的,紛紛帶著家小離開。這時,梁永祿的老師杜聰明從台灣傳來消息,答應爲梁永祿在台大謀一個職務,于是,離開台灣10年整的梁永祿決定把全家5口都帶回台北。

“我1934年出生,1938年就跟著爸爸到了北平。上學、生活幾乎都在北平度過。雖然在那時,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我們身份算是‘日本人’,但是爸爸還是頂住壓力,讓我們上中文學校、說普通話。爸爸的日語很好,但在我家,也是從來聽不到日語的。我記得有一年,台灣省旅平同鄉會舉行記者招待會,當時擔任同鄉會宣傳委員(後來又接任了會長)的爸爸還特意把我帶了去,驕傲地告訴記者和同鄉,我們上的是漢語學校。”

那是1946年,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國民黨政府把所有台胞一律視爲“敵僞”,引起台胞的極度不滿。梁永祿所在的台灣旅平同鄉會和台灣革新同志會在前門外的泰豐樓舉辦了記者招待會,梁永祿發言時,指著梁月心說:“這是我的大女兒,就讀在北平最好的宏廟小學,她的兩個弟弟也上的中國小學,孩子都不懂日語!”

說這番話的時候,梁月心顯得活潑又自豪,但她隨即說,正是因爲如此,對于還不記事就離開台灣的梁月心來講,心中的故鄉不是台北,而是北平。“回台灣後,我弟弟還給爸爸寫信,裏面附著一首詩,名字叫《遊子吟》。我父親是日據時期帶我們離開台灣的,目的是爲了不當‘亡國奴’。然而當我們回去的時候,反而成了‘半山’,幾乎等同于‘阿山’即‘外省人’。”

這種“外省人”的孤寂,在父親走後體現得更加明顯。返回台北之後,生活並未像預期的那麽順利,台大的職位沒有謀到,杜聰明提出讓梁永祿到台南一所醫院擔任院長。梁永祿思考再三,決定返回北平,繼續自己一直在經營的“三安産院”,而女兒月心和兒子保民則被安排在台灣的學校讀書。“我爸爸就怕我們念不了書。”梁月心說。

“台灣雖然氣候溫和、物産豐富,現在又被人認爲是中國的避難地、桃花源,但是好像住慣了北平,北平的風土人情都比這裏親切。台北呢?話又不通,我希望仍舊回去。”在信件中,小小的月心這樣寫。

                    艰难的时日

在台北的日子,月心的母親帶著3個孩子借住在親戚家。生活十分艱苦,梁月心的母親孤身帶著孩子,沒有任何生活來源,全部所需都靠梁永祿通過香港寄一些美元過來。獨自負擔一家五口的生活,梁永祿的壓力也很大。作爲長女,梁月心在給父親的信裏,字字句句都吐露著對父親的關懷:“北平現在已經很冷了吧,我們也很不放心。爲了我們,您獨自在寒冷的北國,爲了我們,您要工作,我們只有努力用功來報答您。”

然而,生活的艱難總是不會給人的脆弱留有余地。即便再不願意,總還是要面臨向父親伸手的時刻。“我記得當時在北一女讀書,要做件小小的制服,沒有錢,也只能寫信請爸爸再多寄點錢過來。”雖然已經82歲,但梁月心對這件少年的小事仍然記憶猶新:梁月心在信裏寫,彼時的台灣,物價漲得很快,一漲就是四五倍,做一件校服的外套,大約要舊台幣10萬塊。

當我們把這封要錢的信攤在眼前,就更能體會到一個少女當時的擔憂與糾結:“我也知道您現在很困難,可是東西是總在漲,如果不快,恐怕又要十幾萬才夠。最好您能在一星期內寄來。而冬天需要的錢,您有錢再寄吧。”

                    团圆,团圆!

“自從您走後,我們總感到有些寂寞。雖然每天裏弟妹們的哭笑爭吵增加了一些生氣,然而總不能再聽見您高闊圓潤的聲音,沒有您的安慰、您的保障。我們都很健康,台北的天氣依舊很溫暖,像春天一樣,北平現在已很冷了吧,請您多多保重身體!”幾乎每一封信裏,我們都能讀到一個思戀父親的小小少女那濃濃的細細的情意。月心在台北第一女中上了一年的學,到了春節,她還隨媽媽一起到老家跟姨媽等親友團聚,算是這離散的新年裏,少有的歡樂。

梁永祿独自在北平度过孤寂困苦的新年,他曾在日记里记录了梁月心写给他的一封信的片段:“我们都很健康,很平安,但每一想起您孤单一个人在北平,没有人能侍候您,并且生活那样的困难,又受着战争的威胁,心里真是难过极了……即使和谈不成功,战争也不会持续太久了,那时候我们能渡过汪洋大海再投到美丽的故都的怀抱里去,那时不知四十岁的您已是多老了呢!”我们无法想象出,独自居住在战火阴影笼罩下的北平的梁永祿展开长女的这样一封信,彼时彼地是何样的心情,或许作为当事人的梁月心也不能十分理解。但她能告诉我们的是,当梁永祿亲身见证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亲眼看见了解放军整饬的纪律与此后城市的安定,他马上写信回家,告诉妻女,要团圆了。

“和杨一清拿红旗子,内写‘欢迎人民解放军台湾省旅平同乡会’,未到新街口集合前就遇着。兵士身体很好,老实样,有女性将校骑马。北大学生、机关团体坐大卡车,欢迎旗、唱歌,情绪热烈。解放军帽子没有青天白日的徽章,没有军旗,将校兵士服装差不多,不容易区别出来。看了这革命军禁不住眼睑红起来,差一点泪珠就流下来了,觉得中国前途有希望!这是第六感!”梁永祿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那时,他已经决定,把深深思念的妻子和孩子,尽快接回北平来。

“我們是1949年1月接到爸爸的來信,說北平已經和平解放,城市秩序十分安定,學校已經複課,他已經開始攢錢,爲我們准備回來的路費。”梁月心說。

少女期盼的團聚即將到了,而聚攏著思念的悲傷和動亂的擔憂的艱難時日,也終究要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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