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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鹹池:中共“五一”口號指引著父親走上與中國共産黨長期合作共事的道路

時間:2016-12-22  來源:  作者:盧鹹池
       1948年4月30日,爲動員全國各階層人民推翻國民黨反動政權、建立新中國,中共中央發布了著名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口號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從此揭開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自覺接受中國共産黨領導、與中國共産黨親密合作、共同創建和建設新中國的嶄新篇章。在紀念“五一”口號發布60周年的日子裏,想起早年父母對我講述,以及我親身經曆、親眼所見的關于父親的一件件往事,我不禁思緒萬千。

 黑夜裏的一盞明燈

 我父親盧嘉錫1915年10月生于福建省廈門市一個台灣省籍塾師家庭,1934年畢業于廈門大學化學系,1937年考取中英庚款公費赴英國留學,1939年獲得博士學位後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作客座研究員(相當于今天的“博士後”)。因日本侵華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他離別祖國、滯留歐美長達8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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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盧嘉錫(前右二)與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中國留學生
錢學森(前左一)、袁家骝(前右一)、張捷遷(二排左一)等合影

 1945年抗戰勝利,日夜思念祖國、思念家人的父親謝絕了導師和同事們的挽留,放棄了在美國優裕的生活環境和優越的科研條件,立即動身回國。他乘坐戰後第一班允許載客的越洋客貨兩用輪,冒著海上水雷還未及清除的危險,漂泊半個多月渡過太平洋,于1945年12月到達上海,重新踏上祖國的土地。1946年1月初他回到廈門,見到了離別8年的妻兒。接著,父親擔任了母校廈門大學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並應聘爲浙江大學化學系教授,每兩年去講一個學期課。他期盼著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後,自己多年“科學救國”的夢想能成爲現實。

 但不久內戰爆發,國民黨統治區物價飛漲、民不聊生。那時薪水講的是每月“多少斤大米”,到發薪水時,再按當天的米價折算成現金發放。父親是著名教授,還曾同時拿廈大、浙大兩份薪水,按說家庭生活算比較寬裕,可是也經不起物價一日數漲。他在浙大任課時領到薪水,除了平常生活開銷所需外,剩余的錢就學別人買一些金華火腿存放起來“保值”。不想幾個月後准備回廈門時,發現有的火腿已經被老鼠啃壞了!在廈門,同事們一拿到薪水,馬上跑出去買米買菜、買油鹽醬醋、買柴火,剩下的錢就買各種可以“保值”的實物。可是父親卻非要辦完一天的公事,晚上才回家。等第二天母親拿著父親頭一天領回的薪水上街買東西時,物價已經又漲上去一大截了。終于有一天,家裏沒錢買吃的了!母親只能忍痛賣掉與父親結婚時定做的一對戒指,換回一些大米。父親曾經痛心地對我說:“那戒指上刻著我和你媽媽兩個人的名字呀!可是30年代我和你媽媽結婚時家裏也不富裕,打的那對戒指很小,換回來的米也夠吃不了幾天。”連教授的生活都這麽艱難,一般百姓的狀況更可想而知了。
      眼看着国民党政府卖国求荣、欺压百姓,父亲对蒋介石集团的幻想变成失望、对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横行霸道切齿痛恨。他曾经和王亚南等厦门大学教授一起,在报上发表“笔谈”揭露国民党专制腐败、抨击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他还曾在大街上用英语的“国骂”痛斥在光天化日下侮辱中国妇女的美国大兵。多少年后,父亲对我谈起这件事时说:“那些骂人的话学校里不会教,是我留学美国时在小酒吧里学到的。”可是,国家的希望何在?父亲还在思索。          
1948年秋天,父親再次來到浙江大學講課。那時,著名的解放戰爭“三大戰役”已經開始,國民黨統治處在風雨飄搖中。當時一些名牌大學都是著名的“民主堡壘”,學生中進步勢力很強,教師中也有不少同情、支持學生運動的“民主教授”。父親在繁忙的授課任務之余,曾經在深夜把收音機音量關到最小,偷聽解放區電台的廣播,他知道了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口號,也知道了人民解放軍在前線節節勝利的消息。“五一”口號中莊嚴號召“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産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和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爲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奮鬥!”“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中國的希望就在這裏!“五一”口號在父親的心中點亮了一盞明燈。父親在浙大還收到地下黨給他寄來的信件,希望他“盡快返回原籍,堅守崗位、迎接解放”。于是,他加快授課進度,提前回到了廈門。

 在迎接解放的日子裏

 返回廈門後不久,父親被推選爲廈門大學校友總會會長。曾有人勸說父親跟隨國民黨去台灣,但他對國民黨已經絕望,設法回絕了。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勝利渡江,全國解放在即。5月,旅居新加坡的著名華僑領袖、廈門大學的創辦人陳嘉庚先生公開聲明擁護中共中央“五一”口號,宣布應毛澤東主席邀請,即將回國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議。父親即以廈大校友總會會長的身份致信陳嘉庚先生,表示校友總會歡迎“校主”(這是父親對學校創辦人的尊稱)回國參加新政協時順道到廈門大學視察指導,這封信公開刊登在當時的廈大《校友通訊》上。其實誰都知道,國民黨反動派決不會允許回國參加新政協會議的陳嘉庚先生來廈門。父親的這封信,實際上是向海內外昭示了廈大師生擁護新政協召開的共同心願。
       当时的厦门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上海解放后,原任上海市警察局长的军统特务头子毛森来到厦门任警察局长。父亲的老朋友、著名人类学家、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仅因讲了几句反对“戡乱”的话,就被以“共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入狱。父亲致陈嘉庚先生的公开信更无异于“老虎屁股拔毛”。父亲老友、在国民党厦门市政府供职的黄先生(后移居香港,改革开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前几年刚去世)偷偷来家说,他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上看见了父亲的名字,建议父亲到香港暂避一阵。父亲何尝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危险呢?可在厦门,认识自己的人太多,要想躲过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出逃,谈何容易?再加上母亲当时正怀孕,他更不能走。为了不让母亲担心,父亲表面上若无其事、照常上班。但为了避免自己发生不测时让特务们找到加罪的新“证据”,深夜母亲入睡后,父亲偷偷地把饱含着多年心血、准备奉献给祖国的他在美国从事爆炸研究时的科研工作笔记一本本全部销毁了。
       1949年夏天,厦门大学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声明旨在“时局艰危时期保存学校文物,策划员工及学生的生活与安全”。委员会主任由当时在国外的校长挂名,父亲被以教授、校友总会会长的名义推举为副主任,主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中,父亲领导“应变委员会”安排师生在校区巡逻以防坏人趁火打劫,并发动劳师助学,设法组织给困境中的厦大教工、家属买米送菜,资助困难学生。父亲还不顾自己也被列入黑名单,掩护、救助了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文革”后父亲才知道,厦大“应变委员会”这些巡逻、互助的行动,实际上是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以“合法”手段进行的护校斗争的一部分;而父亲有爱国心、有正义感,在社会上、师生中有影响、有号召力,也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被地下党认定为出面主事的最佳人选。父亲为这么早就能得到共产党和群众的信任而感到欣慰。

 堅定地與中國共産黨合作共事

 可能是父親在廈門的聲望使國民黨特務不得不有所顧忌,也可能是解放軍挺進神速使他們未及下手,父親終于渡過了黎明前的黑暗而安然無恙。1949年10月17日,廈門全島解放。解放後第三天,戰鬥的硝煙還未散盡,剛到任的首任廈門市委書記林一心(後任福建省委書記處書記,文革後曾任國務院僑辦副主任)在千頭萬緒中約請父親長談,傾聽對廈門大學學生複課和學校發展的意見、建議。一席交談,推心置腹,使父親看到了共産黨人的博大胸懷。不久,他被選爲廈門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相當于後來的市政協),參與了廈門市的重建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父亲先后当选为厦门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副主席,福建省人大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参与了厦门市、福建省和国家重要事务的讨论与决定。1953年初,经郑重考虑,父亲在厦门大学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先后当选为农工党福建省委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常委。
       父亲的教学、科研和组织管理能力也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和重视。他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教育部首批一级教授。在厦门大学,父亲先后任理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研究部副部长、校长助理、副校长。1960年,父亲奉调福州,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和福州大学,担任中科院福建分院副院长兼福州大学主管教学、科研的副校长。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科院福建分院撤销,仅保留一个中国科学院华东(文革后改称“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父亲担任所长。
       “文革”中,父亲和许多知名学者一样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扫进“牛棚”、挂牌挨批陪斗,被勒令打扫厕所、写检查交代。所幸是周恩来总理了解到父亲的处境后,打电话让福州军区领导出面,“立即解放、安排工作”,父亲才得以“回到群众队伍”中来。
       自文革后期恢复工作到改革开放初期,父亲主持了“化学模拟生物固氮”和“激光晶体材料”等多个重大科研项目,他提出“固氮酶催化活性中心的原子簇结构网兜P”、指导青年科技人员研制出优质非线性光学晶体,这些都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1978年春,父亲作为台湾省代表团团长,与在祖国大陆各地工作的台湾省籍科学家一起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他的多项研究成果得到大会奖励。1979年秋,父亲率中国化学会代表团参加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大会,经过他耐心周密细致的工作,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化学会在IUPAC的合法席位,而以“独立财务核算单位”的名义保留台湾地区化学组织的会员资格,实现了中国各专业学会恢复在国际组织合法席位的突破。当年底,父亲先后被评为福建省和全国劳动模范,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1981年,父亲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他来到北京,与著名科学家和科研管理干部一起,从科学院体制由行政领导为主向学术领导为主过渡入手,对中国科学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今天已在科研、高教系统广泛实行的“开放实验室”和“科学研究基金”等重要制度,就是父亲在任中科院院长期间首先提出并施行的。他还多次出国访问,并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副院长,为中国科学走向世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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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盧嘉錫在做關于固氮活性中心結構模型的學術報告

 1987年初,父親從中科院院長崗位上退下來。此後,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積極參政議政上來。他先後擔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名譽主席,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七、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並長期擔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還曾任歐美同學會會長。他在人大、政協會議和其他各種場合爲弘揚愛國主義、實施科教興國大聲疾呼;他積極倡導智力支邊,並多次親自到環渤海地區、內蒙、陝北、廣西、貴州、雲南、閩西等地,深入海港、工礦、山區、農村考察,爲國家和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出謀獻策;他爲頭兩屆“中國十大傑出青年”評選都沒有青年科學家人選感到心焦,致信中央領導提出意見建議;他爲幾位科學家在“邱氏鼠藥案”中被判敗訴鳴不平,與多位院士聯名發表公開信,呼籲維護科學尊嚴。雖然日漸年老體衰,他仍在爲國家的統一、民主、富強、文明殚精竭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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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時任中國科學院主席團顧問、農工黨中央副主席的盧嘉錫到貴州考察調研時,時任貴州省委書記的胡錦濤親切會見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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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嘉錫在七屆全國政協全體會議上代表農工黨中央作大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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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盧嘉錫(右二)與教育部副部長周遠清(右三)等到北大考察,常務副校長王義遒(左一)在座

 2001年6月,父親在福州逝世。李瑞環、曾慶紅、蔣正華、王兆國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專程到福州參加了他的遺體告別式。在中央發表的訃告和新華社發表的生平中,稱父親是“著名的科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我國科學事業的傑出領導者之一”、“中國農工民主黨德高望重的卓越領導人”,稱贊他“爲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促進祖國的統一大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其中特別贊揚父親“在國家面臨兩種前途、兩種命運決戰的曆史關頭,在中國共産黨的影響下積極參與了愛國民主運動,在鬥爭實踐中逐漸看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本質,逐漸認識到共産黨是愛國進步力量的代表。”我想,這段話正是對父親當年在中共中央“五一”口號指引下堅定地走上與中國共産黨長期合作共事道路這段史實最准確的表述和最充分的肯定。
       中共“五一”口号发表至今已经过去60年了。当年亲历这一段历史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一辈民主人士多已离开人世,依然在世的也已是耄耋之年。十一年前,由于党的工作需要、也由于父亲人生道路的影响,我走上了统战工作岗位。今天,纪念中共“五一”口号发表60周年,回顾父亲在“五一”口号指引下走过的道路,我决心为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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